“应该说平还是不平。你要是中文困难，我们可以说英文。”

“窗台会坏的。是不是需要赔偿给学校？”小白喝了我倒给他的燕京啤酒，没杯，第一句话是担心的询问。

“平还是不平？”

“你签的合同上有不让用窗台当酒瓶起这条吗？”

一些绿绿的外国书，基本都是医书，基础课和临床的都有，《生理学》、《病理学》、《解剖图谱》、《药理学》、《希氏内科学》、《克氏外科学》之类，立在书架上，书名要人扭着脖从侧面才能看清。走近些，那些书散发一木的味，和我们的书不一样，我们的书散发油墨的味。

儿只留下浅浅的痕迹，酒瓶没有一啤酒溅来。辛荑的开瓶绝技是用槽牙撬。后来科研实习，我和辛荑二选一，争妇科瘤试验室，妇科大老陈教授因为见识过我的铁砂掌开瓶绝技，挑了我：“秋手狠，灵活，知如何利用工。辛荑就算了，养细胞基本不用槽牙。”辛荑去了药理试验室，试验用狗用兔，先把狗和兔搞成血压，然后再用降压药，看生理改变。以后，辛荑咧嘴笑，他壮闪亮的大白槽牙，我总仔细打量，怀疑他槽牙的儿里，每天都藏着狗丝和兔丝，心里艳羡不尽。

“没有。什么合同都没签。”

桌上两个相框，一大一小，两片厚晶玻璃夹住照片，下沿儿左右两边两细不锈钢支撑。我没有相框。我女友有相框，照片是我们俩和她父母的合影，他们家三个胖，我一个瘦，我艳慕地笑着，仿佛希望我也有成为胖的那一天。我女友的相框是塑料的，两片薄塑料夹住照片，周围涂金漆，框上有凸起的四个字：好回忆。小白的大相框里，一男一女，男的镜，大，女的不镜，矮小。背景是海以及海边净的楼房，翠绿明黄，仿佛果糖，净得一看就知是腐朽的资本主义。

“嫌淡就多喝。”

“直还是不直？”小白牵着国国旗，红红蓝蓝的，星星和条条，很有形式。

我后来知，顾爸爸是仁和的传奇，每门课都拿全年级最分，不给其他任何人任何一次得第一的机会。和大内科王教授一拨赶上闹文化大革命，队到内蒙古，五年一书都没看，王教授《内科学》看了九遍，四人帮一倒台，四炫耀，在别人面前倒背如，还是不敢在顾爸爸面前背书。八十年代初，顾爸爸觉得国内实在是欺负人，男的医生一辈到吴阶平好像也比不上开丰田皇冠车的司机烂仔，女的医生一辈到林巧稚好像也比不上穿旗袍的涉外酒店服务员。所以顾爸爸通过一个台湾教授的介绍去了纽约，到了肯尼迪机场，兜里有二十块金。刚到国，医生当不成，还要吃饭，顾爸爸就当黑中医郎中。买了一盒银针，看了三天针灸书，八层报纸上扎了一天，自己胳膊上扎了一天，顾妈妈胳膊上扎了半天，然后就在纽约下城Bowery街附近的中国城开始扎别人的胳膊。三年后，《世界日报》上顾爸爸叫神针顾，和包刘、剃郭、大孙一个等级，店铺开到哪里，哪里就通拥堵，飞狗，治安下降。到了小白长大，看正经东西一就犯困，提到玩耍两就发亮。顾爸爸觉得自己的没问题，有问题的一定是土壤，国没有挫折教育，孩不知什么叫吃苦，没得过冒，如果早上爬起来上学念书到内心挣扎，法律规定需要请心理医生。顾爸爸打包把小白押送回北京仁和，到昔日同学王教授手里，说，还是学医容易养活人，要是比我资质差，看一遍记不住，就照着你的方法，看九遍，要是本就不看书，就大嘴他。王大教授说，一定。小白第一次拿针，静脉采血，像是拿着一把二斤沉一尺长的杀猪

“左边的是我爸，右边的是我妈。我爸原来也是仁和医学院毕业的，我妈是弹钢琴的。”小白说。

“你到了中国，到了北京，好些东西要学会凑合，尤其是最初几个月，工不齐，举目无亲，要有创造。窗台可以当启，门框可以夹碎桃，门梁可以当单杠。这个，常住宿舍的都会，辛荑和厚朴都是专家。还有，不有规定说不让什么或是让什么，如果你想，先小规模，看看领导和群众的反应，没事儿，没死太多人，再接着明目张胆地，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，一小步一小步走向富和民主的。”

小白的屋里，一床，一桌，一书柜，一对沙发，一个独立卫生间，一对小白带来的大箱，箱上贴着英文的航班标记：CA986旧金山到北京。我坐在沙发里，对着瓶喝啤酒，小白爬上爬下，一边从棕熊杯里喝酒，一边收拾东西。

“平。”

“哦。酒淡。”估计小白没听明白，又喝了一，然后爬上床，站在靠墙的床沿上，继续将一面国国旗，用大钉固定到墙面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