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上中时，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，说是右派分上要平反了。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，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，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。我当时在学校寄宿，连忙偷偷写了封信，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，好像说了些苦日总算熬到了之类的话。

记不得从哪年开始，爸爸成了养蜂人，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蜂。养蜂要技术，大队没有别的人得了，不然，这差不到爸爸上。有人红爸爸，想抢了他的差事，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蜂没办法。其实，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，可他一学就会，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。

，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。什么耕动员大会、“双抢”动员大会、利冬修动员大会，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，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，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。

爸爸不在家的日，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。吃饭了，妈妈端上碗，总忍不住会说，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？下雨了，妈妈会望着天，自言自语，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？那时妈妈最喜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，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。因为妈妈的念叨，我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远门，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活，上就会回家来。妈妈天天说着爸爸，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。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，我又特别兴了。

妈妈

抓了革命，偏偏又促不了生产。那时候，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，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。爸爸聪明，又勤快，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、茄、豆角，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，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，有人说他资本主义起劲，社会主义没劲。好吧，又上台挨批斗。

周末我回家，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，望着我微笑。等我走到爸爸边，他也没对我多说，只是摸着我的，满面笑容。

放蜂得赶期，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、贵州那边转，像个游牧人。我长大以后才知，让爸爸养蜂，是妈妈的主意。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。我那时还小，哪能谅大人们的苦难熋看伟职忠远门了，我反而格外兴，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。

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。当时全生产队找不一个会算账的人，没办法，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。可是，当会计是个轻松活，人又显得贵气，有人是不舒服。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，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，虽说从来没有查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，可是照他们的逻辑，右派分肯定很坏，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，所以，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。既然查账，我爸爸就得陪着，用不着下田活。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，社员们正在田里汗，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。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，又不想查下去了。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，一个右派分会那么净。

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，炎还是寒冷。其实那年月，今天同昨天一样，明天同今天一样，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。那天，妈妈扛了一条的长凳，带着我们兄弟妹五个去大队开会。大队就是王家宗祠，有戏台、看台和天井。妈妈把凳摆在天井最前面，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，很显。一会儿，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，被人吆喝着，从祠堂外面来，站在我们面前。我一就看见了我的爸爸，埋得很低，双手笔直地垂着。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，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，似乎漠然地昂着，望着戏台。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，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，忙得不可开。

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，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上坐了下来。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。突然，有人走到台前，厉声叫：把右派分带上台来！只见台下两个男冲向我爸爸，抓住我爸爸的双手，往后使劲儿一扭。我爸爸的被压得更低了，腰弯成了虾米。两个男扭着我爸爸，飞快地往戏台上推。木板楼梯很陡，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，会被折断。转间，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。人未站稳，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，应声跪在地上。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来，爸爸便被五大绑起来。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，另一个人就在一旁呼打倒右派分。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。妈妈也同人们一振臂呼。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呼号，这是

不久前，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，很是惊讶，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，大得奇，就像如来佛，平生只在南岳见过。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，朗大笑起来。

从那以后，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。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。可是，爸爸也很快老了，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