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辩解道。

“不要跟我抠字眼儿：警告也罢.劝告也罢.你怎么知道那天一大早我会赶回省城来向李前主任汇报的？这事儿，除了我自己，李前主任和我们刑侦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外.任何人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时间、地点都那么精准。你筒直跟那位搞到德军进攻苏联、日军进攻珍珠港情报的战略间漂一样.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啊？！你为什么对李前主任有那样一种戒备心理，但又一直跟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？你那么敬重劳叔。但在他突然死去后，却又长期隐瞒着对破案有重要意义的这份材料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到底想干啥？小小年纪，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跟我们玩游戏？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！”

“我没在跟谁玩游戏…没有…”她哆嗦着，低声地喃喃着，眼泪在眼眶里亮亮地滚动着。

“今天我们不谈了。”邵长水突然站了起来“你这个态度，我们没法谈。今天你也别回去了，就留在这儿，好好地想一想。啥时候真正想通了，真正愿意跟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了，我们啥时候再谈。我们不是拘押你。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。我们不这么做，不等于不可以这么做。就凭你组织人从看守所死刑犯那儿转移材料

这一件事，我们就完全可以刑拘你。我们没这么做，这对你，对我们，都意味着什么，你应该能想明白。我想，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。”

随后，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。那天她没吃午饭。饭送到她被“软禁”的那个房间里以后，她说她不想吃，心里难受。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，辗转反侧地，到傍晚时分，她坐起来，呆想了一会儿，说她可以谈了，愿意“真正开诚布公”地谈了。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，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。

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“预审室”的大厅里进行的。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。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。她首先声明，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“玩游戏”更不是在存心“耍弄谁”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，但她的错，的确不是存心的；那错里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。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，在许多事情上，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。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的。很长一段时间来，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。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，有一些是反常规的，有一些甚至是很“危险”的，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、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…而在理性的层面上，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，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，做了以后，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，什么样的后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