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字：顾映映。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，妈是1914年生，他却写成1916年，就这么笔尖一扫，我妈的名字没了，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。

“为什么妈显得那样张？”我问爸。

“她怎么了？”我轻声问妈。

“你不懂。”

我知她又在胡编造了。但我也学会了编造，特别有时，当她必需要我为她一些翻译时。比如那天在一家品店，她将鼻伸到打开的罐里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。这令我十分尴尬。“他讲的什么意思？”妈问我。我便哄她：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。还有一次，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，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译给她听以外，还擅自夹了私货，我说学校规定，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，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。

尽她垂着，一副自卑可怜的样，双却直瞪着镜，直勾勾的。

我知她在骗我，她之所以要编这一或那一，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，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。我妈就有这份天才，她能在一切事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。

“为什么？一我问。

“为什么不给我？”

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，她也有这预知的能力。在我们居住和购的地方，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。妈是无锡人，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英语。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，他决主张我妈学英语。因此每当妈与爸谈，总是以语气、手势、表情和神来帮助，有时，她卡住了，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，南腔北调地：“说——不————了。”这时，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来。

一天，父亲骄傲地宣布：“我开始上升了！”那是指，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销经理。“这下，你妈可要兴死了。”

“因为我还没把它们你脑袋。”

父亲解释，那只是因为妈需要持在闪光灯咋嚎后，才能眨睛，她的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。

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时，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，那些我父亲本想不到的话。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，但往往作相反的更多的是风不相及的理解。

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。我们跨过海湾区，来到旧金山，而且上了山，搬到北海边，一幢公寓，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。那边的人行特别陡峭，每天从学校到家，就得爬一段坡，那年我十岁。我希望，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。

“她遇上个坏男人，”妈说“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。”

“天呀！这让我怎么回答！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。那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，再把你卖给别人，待你有了孩，你就会杀死那个孩，然后孩的尸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。以后呢？你就会监狱，最后死在里面。”

看了那张照片，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。照片上，她就像怕人抢似的，抓着一只蛤蟆包，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，两侧开着的叉，上一件西式外，那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，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，这是妈的结婚礼服，是爸送的。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，又准备往哪去。她的下几乎抵着，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路，赫然醒目。

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，在人行上，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，让我地挨着她，她一边低声叮嘱我：“别看她，一也别看。”当然，我怎么能不看呢？人行上，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，这个女人目光呆滞，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，看着既苍老，又年轻。她的指尖和脚尖，都呈紫黑，好像在印度墨里浸泡过似的。但我知，那是溃烂。

“为什么不懂？”

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，每一层有两人家。房外覆着一层白拉泥贴面，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，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。玻璃窗格的门，通向散发一霉气的门，那里的传话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的名字。安德森、海曼、南茜、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，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。我们住在二楼，包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。我的卧室面向路，夜里，我想象得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：汽车着大气挣扎着爬

而当妈烧一只可的菜肴时，他又会那样说：“我想，她的意思是，我们这个家，有着全国最好的家婆。”

“我想，你妈的意思是，她累了。”当妈显得有沮丧时，他便会这样说。

不过母亲这直勾勾瞪着双神，像在等着某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，我是很熟悉的。只是后来，渐渐地，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睛了。

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，便叮嘱我：“你只能两一线，学校到家，别的地方不准逛。”

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