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愚蠢：吃饭可是为了有脑筋。我不知道在我为她命名那些别的感情时，她所看到的是什么；我也不知道外国人是不是具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感情。他们是否认为我们所有的希望都是愚蠢的呢？

然而，我终于还是教会了班纳小姐几乎完全像个中国人那样地去看待世界。对于知了，她说它们看上去就像枯叶在震颤，感觉就像纸在哪啪地响，听起来就像火在呼啸，闻上去就像尘土飞扬，尝起来就像在油里煎过的魔鬼。她恨它们，确信它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目的。你看，在五种方式上，她都能像个中国人一样来感知这个世界。但是往往是那第六种方式，她的美国式重要感，后来使我们之间产生了麻烦。因为她的感觉引向意见，她的意见则引向结论，而这些结论有时会与我有分歧。

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不得不竭力抑制自己像邝所刻画的那样去看待这个世界，像她那样谈论鬼魂。在她经受了电击治疗以后，我告诉她，她必须假装自己看不到鬼魂，否则那些医生就不会让她出院了。

“啊，保密，”她点点头说“就你知道。”

当她回家后，接下来就是我必须假装鬼魂就在那儿，以作为我们的秘密——假装它们不在那儿——的一部分。我竭力想持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，但不久我就开始看出什么是我不该保持的。我怎么能不这样做呢？大部分孩子，没有像邝那样的姐姐，总想象鬼魂躲藏在他们的床下，准备来抓他们的脚掌。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邝的鬼魂，就坐在床上，靠着她的床头板，我能看到它们。

我所说的并不是那薄如蝉翼，会“呜——”地嚎叫的白色床单。邝的鬼魂也不是隐身的，就像电视《绝顶好人》里那和蔼可亲、能凭空移动钢笔和杯子的幻影一样。她的鬼魂看上去是活生生的，喋喋不休地聊着过去的好时光。它们焦虑不安，牢骚满腹。我甚至看到有一个搔摸着我们的狗的脖子，而船长则跺着它的脚，还摇摆着尾巴。除了邝以外，我从未告诉任何人我所看到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也会被送到医院里去接受电击治疗的。我所看到的东西似乎是真实的，一点儿也不像做梦。那仿佛是某个什么人的感受逃逸了出来，而我的眼睛则变成了电影放映机，用强光赋予了它们生命。

我还记得一个特别的日子——我一定有八岁了——当时我独自坐在我的床上，给我的玩具娃娃穿她最好的衣服。我听到有个女孩的声音在说：“给我看。”我抬头张望了一下，看到在邝的床上有个和我年龄相仿、脸色阴郁的中国女孩，想要看我的玩具娃娃。我没有感到害怕，见到鬼魂是另外一回事：我总是感到极其镇静，仿佛我的整个身体都浸泡在一种平和的镇静剂里。我彬彬有礼地用中文问这个小女孩她是谁，而她则高声尖叫着说：“丽丽——丽丽，丽丽——丽丽。”

当我把我的玩具娃娃扔到邝的床上后，这个丽丽女孩把她拿了起来。她取下娃娃的粉红色羽毛披肩，往与之匹配的缎子紧身服内窥视着。她粗暴地扭曲着娃娃的手臂和双腿。“别弄破她。”我警告说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我都能感觉到她的好奇心，她的惊异感，她对那无生命的玩具的害怕。然而我绝没有去询问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情绪的共鸣，我太担心她会把这娃娃带回家了。我说：“够了，把她给我吧。”而这小女孩却假装没听到我的话。于是我走过去，从她手里抢过玩具娃娃，然后回到我的床上。